台灣白色恐怖檔案第五輯目錄


戒嚴後第一件報紙被停刊案
廖文毅返台向蔣政權投降
嘉義青年推動『獨立自治』
台灣獨立聯盟陳深景案
擠牙膏擠出鐵路局地下組織
11位知識份子同一天槍決
台中縣長選舉的大逮捕案
島內的台灣獨立聯盟事件
末代叛亂案『獨台會』案
《收酒矸》遭政治迫害禁唱
日治下台中一中罷學事件
中學生批評選舉竟遭迫害
推動三七五減租卻遭處死
柯遠芬整劉定國整出選舉案
匪首洪國式免死後遭暗殺
白色恐怖下的真正硬漢:蔡財源
一生奉獻給台獨運動的陳三興


戒嚴後第一件報紙被停刊案
 二二八事變期間,國民黨政權的陳儀政府曾經野蠻地搗毀、封閉報館,直接受害的報紙至少有6家以上;事變後又有22家報紙遭遇停刊命運。
 國民黨政權實施戒嚴之前,雖有新報紙獲得有限度的核准登記,以及自中國遷台避難的報紙,但是,戒嚴之後,在報禁、限制增加張數等等政策之下,台灣報業經歷了漫長的灰暗時代。
 1949519日,國民黨政權宣告戒嚴令,才經過3天,也就是同年的522日,就迫不及待地向當時民營報紙中銷路最好、言論最尖銳的『公論報』開刀,勒令停刊3天,創下戒嚴後政治迫害新聞自由的第一件案例。
 當時連所謂的《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都還沒有公佈,該辦法是在同年528日才發佈施行,有關迫害新聞自由的條文是:「凡詆毀政府或首長記載、違背三民主義、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散布失敗投機之言論及失實之報導、意圖惑亂人民視聽、妨害戡亂軍事進行及影響社會人心秩序者,均在查禁之列」,其中也沒有停刊的規定。
 『公論報』被停刊的原因,也很荒謬。原來該報在522日,報導51日戶口總檢查後全台灣人口數發生錯誤,當時集黨政軍特大權於一身的陳誠立即抓住這次機會,對該報採取停刊處分,藉以報復、懲戒該報對國民黨政權的諸多評論。
 停刊命令在524日送達該報,勒令從25日起停刊,該報根本都來不及向讀者預告。
 當時的『全民日報』(由軍統局出身的林頂立擔任發行人,後來與民族報、經濟時報合併為聯合報)曾經刊出「公論報刊載失實,被罰停刊三天」的消息。
 『台灣新聞通訊社(台新社)』也報導:「本市公論報,於本月22日第三版刊載本省現有人口統計一欄,誇大統計數字,與本省現有人口之實際數字相距甚遠,顯係有意捏造新聞,聳動視聽,省府以該報此種不實不確之記載,應予以相當處分,以示儆戒云。」
 『公論報』是直到28日復刊,才在以《向讀者致歉》為題的社論中說明:
 「22日本報關於五一戶口總檢查後全省現有人口數的一項報導,因重複列載台南縣人口數字三次,致統計結果,將全省(除台北縣外)人口總數載為一千一百餘萬人,較其後警務當局統計所得之全省人口七百餘萬人,多出四百餘萬人。」
 「雖然我們一經發覺,即於次日本報自動訂正,這畢竟是我們一個重大的疏忽和錯誤。本報一向以在新聞方面力謀為正確的報導,在言論方面提供公正的意見自勉,對於這次的疏忽和錯誤,深深感到不安。」
 針對報導錯誤作了說明後,社論即將筆鋒指向政治干預:
 「報紙在今日已被普遍地視為一種政治工具。我們也承認報紙之政治功能,然而,我們不認為報紙只能是宣傳的工具。我們辦這張報,一開始就以促成地方的進步為主旨。一個地方的進步,要從政致、教育、文化、社會各方面去促成,而不能單從政治一方面著眼。」
 國民黨政權對該報開了第一刀之後,各種加強箝制新聞自由的措施即一一出籠,台灣報界在停止申請登記及違規處分最高可以撤銷登記的威嚇下,只好提心弔膽辦報;即使如此,當年與『公論報』同享立論公正美譽的『自立晚報』,不久也遭到停刊處分。
 『自立晚報』在1950年代總共被停刊過三次。第一次是『公論報』被停刊的次年,因副刊登載《草山衰翁》一文,而被迫停刊二年,這次是台灣報業史上停刊時間最長的記錄。
 19521014日,該報報導錢財政部長孔祥熙短期內將攜眷返國的新聞,再遭停刊,但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拒不執行,拖到1953年才協調該報從48日起「自動休刊七天」了事。
 19531010日,該報又因報導閱兵大典花絮,被指污辱蔣介石,又遭停刊三個月。
 此後三十年間,國民黨政權迫害新聞自由的手段,由粗鹵進入精緻化時期;1985年的『民眾日報』停刊事件,則是解除戒嚴之前的最後一次停刊事件。

廖文毅返台向蔣政權投降
 一九六五年的五月十四日,對國民黨蔣政權而言,是一個動員所有媒體大肆宣傳的日子,但對海外台灣獨立運動而言,卻是一個打擊與峰迴路轉發展新格局兼而有之的日子。
 這一天,讓蔣政權頭疼了十多年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終於被它招降回到台灣。從這一天起,廖文毅成為蔣政權的宣傳樣板,到處拜會、宣傳,整整被耍弄了一個月。
 廖文毅是一九一○年出生於西螺,他誕生之前,廖家就已經是當時台南州數一數二的大地主,廖氏家族的年輕一代都受過西式高等教育,廖文毅的三個兄弟也都取得博士學位。
 他在台灣和日本修完中學教育後,一九二八年進入中國南京的金陵大學理工科就讀,一九三二年畢業,然後,先後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工程科學碩士及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
 一九三六年九月,廖文毅攜家前往中國,擔任過浙江大學教授、中國軍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等職;一九三九年,因父親病重而返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曾遭日本特高逮捕。
 一九四五年八月,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簡任技正,兼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工礦處接收委員。一九四六年八月,參與國民政府的國民參政員選舉,因陳儀政府的民政廳長周一鶚作票,造成廖文毅以一票之差落選。十月三十一日,繼續參加制憲國大代表選舉,提出『聯省自治』主張,再落選。
 一九四六年九月創辦《前鋒》雜誌,鼓吹『聯省自治』,並經常與其兄廖文奎到台灣各地演講;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前往上海,三天後抵達上海才知道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於是,在上海成立『台灣革新會』,與上海另外五個台灣同鄉團體聯合,多次針對二二八事變處理方式提出建言,並對二二八事變受難者展開救援行動。
 一九四七年六月,國民黨特務懷疑他在背後煽動二二八事變,分別由上海警備總部、台灣警備總部下令通緝。他被迫逃到香港,不久,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該組織向聯合國提出託管的呼籲,明確指出台灣獨立的主張。一九五○年二月,他認為在香港很難發展台灣獨立運動,便將組織轉移到日本東京,並聯合在日台灣人組成『台灣民主獨立黨』。
 一九五五年九月,他進一步成立『台灣臨時國民議會』;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宣布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由他當選大統領。
 台灣史上第一個具有黨、議會、政府等完整組織的,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團體於焉形成,台灣史研究者一致認為這個團體也是戰後台獨運動的源起。
 從『台灣再解放聯盟』到『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發展期間,數度由他的兄嫂廖蔡秀鸞、姪子廖史豪、黃紀男等人,發展島內組織,但都遭到蔣政權的破壞。
 他在海外的發展,初期還算不錯,他以流亡政府大統領的身分,曾經與幾個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甚至受邀參加馬來西亞的獨立大典。不過,後來由於他自己缺乏組織領導能力,以及蔣政權下令調查局在東京設立辦事處,組織開始陷於分裂、崩解。
 據了解,特務滲透到他的組織內,最高峰時曾建立了二十條的內線。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特務不斷在內部製造矛盾,進行策反,組織成員遂開始一個接一個的接受蔣政權招降。
 到了一九六四年,蔣政權將廖史豪、黃紀男等人判處死刑,也將廖蔡秀鸞逮捕入獄,並且查封他的家族所有產業,然後,再派蔡培火、徐慶鐘、丘念台、黃朝琴等等台籍政要相繼前往日本進行遊說。
 他的意志動搖之後,當時的調查局長沈之岳親自前往日本和他談條件,訂定了包括發還產業、釋放廖史豪等人、出任公職等等的七項條件,雙方明訂契約書之後十天,他終於搭上蔣政權安排的飛機返回台灣。
 既然他已落入蔣政權的甕裡,條件也七折八扣了,最後只撈到一個曾文水庫興建委員副主委的職位,再改任台中港興建委員會副主委、華南銀行長駐監察人。默默地度過後半生的二十年,於一九八六年五月病逝。

嘉義青年推動『獨立自治』
 嘉義在二二八事變中曾經歷過一場慘烈的戰鬥,很多青年組成的民兵圍攻嘉義機場,遭遇嚴重死傷,有一部份青年當時雖逃過蔣軍的撲殺,不過,他們仍持續反抗國民黨的行動,事隔數年後還是犧牲了。
 一九五二年的五月十五日遭到國民黨破獲,最後被槍決的洪養、蔡賠川、張守仁等人,就是屬於這一類的青年。
 洪養等人在二二八事變期間都不但曾經參與嘉義的革命行動,而且親身體會了蔣政權官吏貪污腐化及強取豪奪的惡形惡狀,以及蔣軍的殘暴無情。
 事變後,因為蔣軍在隨後的清鄉行動中濫捕濫殺的行動變本加厲,他們只好到處藏匿保命,此期間,儘管蔣政權曾經發出所謂『自新』的喊話,但他們對蔣政權已經完全失望,同時自認反暴政的行為並沒有不對,毋需自新。
 他們前後逃亡了半年,等蔣政權處理二二八問題告一段落之後,才返回嘉義。他們重新聚會時,對於在蔣政權統治下的台灣前途深感憂慮, 於是,又召集了陳森沂、李榮宗等人,在一九四八年組成了『前鋒青年會』。
 經過幾次會商,他們認為必須擴大組織,便推舉洪養為會長,並分配任務,由設組織、宣傳、活動、總務等部門,分由蔡賠川、張守仁、李榮宗擔任。
 接著,他們一方面設法吸收成員及尋覓武器,一方面透過散發傳單的方式,希望喚起台灣人民的覺醒。
 在尋覓武器方面,根據特務的資料指出,「潘茂盛於同年八、九月間,經洪養介紹認識姚壽春,即受託介紹楊溪祥出賣短槍一枝,並由楊溪祥轉介向林麗鋒買得短槍一枝。蔡萬全由潘茂盛介紹認識洪養、姚壽春,曾受託購買槍枝,以圖進行武裝叛亂」。
 在宣傳方面,則由洪養草擬了一份《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認清國民黨蔣政權的真面目,勇敢站起來,以『不合作、不繳稅、非暴力』的反抗方式進行抗爭。
 這份傳單由洪養以真實名字具名,油印了數千份,成功的散發出去,結果,驚動了特務機關,下令警察循線緝捕洪養,在風聲鶴唳之下,所有成員又開始了逃亡的生涯,『前鋒青年會』也停止了運作,成為短命的革命組織。
 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間,洪養在嘉義市義興旅社內擦槍時,被查察戶口的警察發覺有異,準備通報派出所進行圍捕之際,洪洪棄槍潛離嘉義,前往台北,隱名埋姓藏了四年。
 其他成員分頭逃亡了一年多,因為發現自己並未遭通緝,都各自回到嘉義默默營生,萬萬沒想到經過二、三年的平安無事,卻因洪養被捕供出他們的名字,而一一遭到逮捕。
 原來,警方已經充分掌握了洪養的背景,並且取得他的照片,發佈圖文並茂的全島性通緝令。台北警方在一九五二年三月間發覺他的行蹤可疑,臉上特徵又與通緝照片上的相似,於是,暗中追蹤,在一個多月後循線將他逮捕。
 同年的五月初起,蔡賠川等人突然一個一個被逮捕,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五名成員及四名曾經與他們接觸的人總共九人,全部被移送台北刑警總隊,他們在遭受嚴刑逼供下,才被特務告知洪養招供的緣由。
 特務指控他們的罪名包括:「利用親友同學關係,勸誘加入,以建立地下武裝力量,及陰謀進行台灣獨立自治運動」,以及「油印反動文告,準備散發。並收購槍彈,當組織建立後,即與日本特攻人員聯絡,請求經濟支援」。
 他們在刑警總隊作成自白書後,即被移送保安司令部,又遭受一次刑求,軍法處根據自白書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完成祕密判決,洪養、蔡賠川、張守仁等三人因為曾經參與二二八事變武裝革命行動,又為在自首期間出面自新,被判處死刑,三天後,即綁赴刑場槍決。
 至於其他的涉案者,林麗鋒、陳森沂、李榮宗等三人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潘茂盛、楊溪祥二人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蔡萬全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他們都是在判刑後一個多月才接到判決書,根本連提出覆判的機會都遭到剝奪。

台灣獨立聯盟陳深景案
 國民黨政權從六○年代開始嚴密監控海外台獨運動,初期是以日本為重點,及至一九六五年廖文毅返台向國府投降,海外台獨運動重心由日本轉移到美國之後,即將特務部署到美國,從七○年代起展開與台獨運動的長期鬥爭。
 這種局勢的轉變,正好也是海外獨派人士新、舊世代交替的時候,很多島內優秀的知識份子前往美國留學,使海外台獨運動逐漸產生質量上的變化,因此,一九七○年一月一日,散居海外各地的台獨組織合併組成『世界台灣獨立聯盟』,也就順理成章了。
 『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成立後,雖然面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斷打壓,不過,卻因新血輪的相繼加入,反而顯得生氣勃勃,並且對島內活動也轉趨更為積極。
 一九七四年的五月十二日遭到國民黨政權逮捕的獨盟祕密盟員陳深景,就是『世界台獨聯盟』成立的第二年所吸收,他的案例一方面可以證明獨盟的積極用心,一方面更反應了國民黨政權當時是如何重視海外台獨運動,而費盡周章地進行滲透。
 陳深景是一位非常平凡的台灣人,中學畢業後,習得演奏樂器(尤其是薩克斯風)的專長,一九七二年以前,他在高雄地區是出名的薩克斯風高手,娛樂界爭相聘請他,收入非常不錯;可是,一次出國的機會卻改變了他的一生。
 一九七○年相當轟動的李棠華技術(特技)團,在一九七二年決定前往美國巡迴演出,廣招團員時,陳深景也受到網羅。
 一九七二年七月間,技術團在美國紐約演出時,陳深景很意外的認識了台獨理論大師陳隆志的弟弟陳隆豐,兩人因為同姓,相談甚歡,陳隆豐告訴他不少美國台灣人社會的情形,讓陳深景茅塞頓開。
 在紐約幾天期間,陳深景也看了不少台灣看不到的書報雜誌,陳隆豐並為他解說台獨運動組織及活動狀況,離開紐約之前,他就透過陳隆豐的介紹加入台灣獨立聯盟,成為祕密盟員。
 巡迴美國的三個月期間,他都求知若渴的閱讀陳隆豐所送的書籍, 一九七二年九月返台後,又曾於十月、十一月與陳隆豐聯絡過兩次。一九七三年年初,有一位名叫熊文惠的人來找他,自稱是陳隆豐的朋友,受委託來了解他返台後的情形,他曾將活動計劃及自傳委託熊文惠帶回美國交給陳隆豐。
 隔了一年多,也就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他突然遭到調查局逮捕,指控他參加叛亂組織,特務搜索他家找到一枚台獨聯盟的組織標誌印章,以及四本他從美國帶回來的書籍雜誌。
 他在調查局及警備總部前後三個多月接受偵訊期間,遭到嚴酷的刑求,被拔掉五顆牙齒,受不了苦刑而依照特務的意思寫下自白書,一九七四年八月以叛亂罪起訴。
 特務指控他:『加入叛亂組織之後,接受組織標誌印章一枚,聯絡通信暗號格紙一張,活動經費美金五百元,及吸收盟員、擴大組織,製發傳單等任務。』
 對於這些指控,他只承認台獨聯盟標誌印章是他帶回來的,其他都是特務虛構的。特務還在偵訊要他列出一份朋友名單,結果,這份名單遂被特務拿去騙取口供羅織罪名的工具,他的同事、朋友遭到傳訊後,特務要他們做出了以下的假口供:
 『一九七二年九月,隨團在夏威夷演出時,住哈哥塔旅社,曾將該組織書刊交同事許龍標閱讀,繼而遊說吸收,被許拒絕。』
 『一九七三年三月間,在台北士林向許鐵城宣傳台灣獨立聯盟在美活動情形,十二月又在台南市向許龍標吸收未果。』
 『一九七三年元月及四月,先後在高雄市及台南市對陳光明、馮金郁二人誇耀台灣獨立之後人民生活可獲得改善等好處,爭取吸收加入台獨組織,均為他們拒絕。』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警總軍法處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他無期徒刑,同時,『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
 後來,蔣介石去世,他被由無期減為十五年,直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才獲假釋出獄。

擠牙膏擠出鐵路局地下組織
 在蔣政權紅色恐怖大逮捕、大撲殺中,從官僚體系藉由紅色恐怖的整肅,到利用紅色恐怖機會遂行栽贓報復;型態真是無奇不有。從二二八事變後繼續活躍的左傾知識份子,到社會底層的窮苦小勞工;台灣社會每一個階層的人士幾乎都有遭殃者。
 一九五○年的五月十三日,紅色恐怖的陰影延伸到鐵路管理局所屬的台北機務段、台北機廠、主計處等機構,特務從這一天展開逮捕,經過一個多月的『擠牙膏』式嚴刑逼供,總共有二十五名鐵路工人被捕,後來還有五名遭槍決。
 根據特務的說法,鐵路管理局當時已經遭到『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份子的滲透,『誘惑一般無知員工,巧立名義祕密組織』,這類祕密組織包括『讀書會』、『親睦會』等等,後來都成為特務起訴罪名中的『匪黨支部』。
 屬於『鐵路局支部』被『擠牙膏』的第一段,是鐵路局主計處檢查課貨運組事務員李生財,及該處同課的司事朱永祥,特務調查他們『均與匪徒曾清萬同學』,分別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及一九四八年春被曾清萬所吸收。第二段,是李生財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又吸收同課收發員揚清順,『三人乃合組主計處支部』。
 接著,特務從李生財身上擠出第三段,『一九四九年八月,吸收鐵路局訓練所書記賴子煥,同年夏,楊清順吸收主計處文書蔡漢清,及該處工人林向榮』。第四段則是『一九五○年春,林向榮吸收該處檢查課陳健道,及台北站的蕭成金』。
 屬於『台北機廠支部』的『擠牙膏』第一段,是鐵路局台北機廠車匠張添丁,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經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市委』吳思漢介紹加入組織。第二段,張添丁接著又吸收車匠楊進豐、機匠洪金木、技工蘇九等人,在同年五月合組『機廠支部』。
 特務又設法擠出第三段,就是:『楊進豐於同年五月吸收車匠技工吳海瑞,十二月吸收車匠郭兆慶,一九五○年一月,蘇九吸收技工陳鏗,先後參加該支部。』
 屬於『台北機務段第一支部』的『擠牙膏』第一段,是鐵路局台北機務段司機許欽宗,他是在一九四八年春天由朋友陳義厚介紹參加組織。第二段是:許欽宗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吸收司機陳景通,及司機林飛豹、司機簡錫耀(二人都在逮捕行動中脫逃)等人。
 屬於『台北機務段第二支部』的『擠牙膏』第一段,是台北機務段司機林德旺,他的加入情節很奇怪,介紹他加入組織的竟然是不知名者,組織名稱也與鐵路局支部無關,而是『愛國青年團』。
 這個部份的第二段是,林德旺在一九四九年加入後,仍以『愛國青年團』名義,先後於同年四月吸收司機林鏡明和林琳養加入。第三段是:『同年七月,林琳養吸收司機鄭添枝。九月,林鏡明吸收司機涂龍西』。特務硬是把他們合組為『台北機務段第二支部』。
 就這樣擠呀擠的,鐵路局內被擠出龐大的地下組織,而且這些組織都被指控『均附屬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更奇特的,特務還賦予一位絕大多數成員都不認識的『領導』吳思漢。
 該案的『擠牙膏』刑求逼供,到此並未結束,特務又從鐵路局主計處檢查課的朱永祥身上,擠出一段額外的牙膏:台北縣私立淡水中學教員王康旻、台灣郵政管理局會計股助理會計員林明木、新竹縣政府民政局課員林傑鋼等三人。
 特務指控,王康旻是在台北市靜修女校執教時,因宿舍與朱永祥住所甚近,彼此相識,而被朱吸收的。林明木和林傑鋼兩人,則是與朱永祥同學,先後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月由朱介紹加入。
 但是,他們三人都與鐵路局的地下組織無關,特務為他們冠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組織名稱,並且指控他們是接受朱永祥的個別領導。
 全案是由國防部保密局破獲,被逮捕的總共有二十五人,經過刑求完成自白書後,解送保安司令部接手。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判決,李生財、張添丁、許欽宗、朱永祥、林德旺等五人,判處死刑,宣判後即被押往刑場槍決。其餘二十人,均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重刑。

11位知識份子同一天槍決
 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蔣政權特務機關所破獲最大的紅色組織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於該組織頭目蔡孝乾被蔣政權收買,供出該組織名單,根據非正式的統計,至少有近千人遭到逮捕,其中知識份子和學生所佔的比率甚高。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台灣工委會』)是從一九四九年七月,一位台大商學院畢業的王明德被捕,而開始曝光;接著就是一個又一個的所謂學校支部被破獲,牽涉範圍非常廣。
 一九五○年的五月十日,由國防部保密局所破獲的『台灣工委會學委會李水井案』,可以說是『台灣工委會』組織系統中被逮捕的教員、學生人數最多(總共將近五十人),也是一件個案同一天遭槍決人數最多的(多達十一人)。
 『台灣工委會』的領導人蔡孝乾、張志忠、洪幼礁等人,被捕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一九五○年二月之間,在他們供出的組織中,有三個專業工作委員會,專門從事學運工作的就是『學委會』,由李水井負責領導。
 李水井是台南縣人,住在台北縣中和,任教於台北開南商職,被捕時是三十一歲。他除了『學委會』書記身分之外,另外也和其他工作委員會幹部如吳思漢等人,以鐵路員工為對象,發展鐵路局內部的組織。
 他和其他十位同案,在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押往馬場町刑場槍決。這十位是:黃師廉(台南縣人,二十八歲,嘉義朴子國校教員)、陳金目(台南市人,二十七歲,省立師範學院畢業)、楊廷椅(新竹市人,二十五歲)、賴裕傳(高雄市人,二十二歲,高雄商業職業學校教員)、吳瑞爐(台中縣人,二十三歲,雲林斗南中學教員)、王超倫(台北市人,二十四歲,台大工學院畢業)、鄭文峰(台南縣人,二十二歲,台大法學院學生)、葉盛吉(台南縣人,二十八歲,台大醫學院畢業,省立潮州瘧疾研究所醫師)、鄭澤雄(澎湖縣人,二十五歲,澎湖初級水產職業學校教員)、陳水木(高雄市人,二十六歲,台大畢業)。
 他們被保密局特務逮捕後,跟當時所有政治案、匪案的涉嫌人一樣,逐一隔離偵訊,在嚴刑逼供下,詳細交代所作所為及任何可以想起來的人事物,寫寫改改一遍又一遍的自白書,煎熬再煎熬後才移送保安司令部。
 他們都曾參與二二八事變,有人甚至在事變中擔任份量不輕的角色,如陳金木當時是學生大隊師範學院的指揮,並曾帶領原住民同學到烏來動員原住民,事變後又在校內組織『學生自治會』。
 特務資料顯示,他們是在二二八事變後的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先後參加中國共產黨潛伏台灣的地下組織『台灣工委會』,及至由李水井擔任負責人的『學委會』成立,才納入『學委會』以下的支部,「領導藏匿在各大學、中學的成員,從事學運工作」。
 其中,楊廷椅、陳水木、陳金目、吳瑞爐、賴裕傳、鄭澤雄、王超倫、葉盛吉等八人,分別擔任台灣大學各院、省立師範學院,以及基隆、汐止、蘭陽、嘉義、新竹、台南、台中、高雄等支部的書記。經過刑訊,各支部又扯出三至五名的成員,而成為擁有多達四、五十人的龐大組織。
 黃師廉、鄭澤雄二人,則除擔任支部小組長外,主要任務是:「調查各機構組織、農村情況,企圖建立武裝組織,策應匪軍,吸收黨徒」。
 案子移送到保安司令部,是以「共同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罪名起訴。因為人數過多,審理必須分批進行,不過,過程卻是非常草率,其實也不能不草率,那一段期間,蔣政權逮捕了超過二千名政治案嫌犯。
 李水井等十一人被判處死刑,同時,「全部財產除各酌留其家屬維持最低生活外,均予沒收」,其餘嫌犯則有的另案處理,有的同案判處十五年至感化不等的刑期。
 他們被捕後約一個多月,正好韓戰爆發,美國開始協防台灣海峽及大量軍援台灣,蔣政權一掃先前不敢大批槍決政治犯的顧忌,李水井等人因而同時被綁赴刑場。

台中縣長選舉的大逮捕案
 國民黨蔣政權辦理選舉一向都不能光明磊落,想盡辦法戕害民主政治發展,台灣的選舉文化不敗壞才是奇蹟。在過去歷次選舉中,特務是蔣政權贏得選舉最常運用的恐怖鷹犬,特務公然介入、干擾選舉的惡例,簡直罄竹難書。
 曾經擔任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的李世傑,根據他受命介入干擾選舉的經驗,寫過《特務打選戰》一書,將特務介入選舉的惡行惡狀寫得淋漓盡致,不過,他沒有參與的案例還有比《特務打選戰》更惡劣的。
 台中縣第一屆縣長選舉就是其中之一。不但有特務到處恐嚇選民的情形,在最後關頭,更出現荷槍實彈搜索村莊,逮捕鄉長、縣議員、鄉民的下三濫手段。
 那次選舉,台中縣是屬於第二階段辦理的地區,當時,候選人有陳水潭、蔡卯生、林鶴年、陳振順、呂大樁等五位,競爭非常激烈,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投票結果,沒有候選人得票超過有效票二分之一的當選規定,必須舉行第二次投票。
 所謂複選的第二次投票是在同年的五月十三日舉行。國民黨為了讓它的提名候選人林鶴年當選,第一次投票時就已經卯足了勁,第二投票時,特務機關接獲指示絕對要讓林鶴年過關,於是,各種爛步數就毫無掩飾地施將出來了。
 林鶴年最強勁的對手是陳水潭,他受盡了各種干擾,後來,他實在受不了了,向監察院緊急陳情,監察院便派了田欲樸、陳江山、李緞等三位監察委員南下察查。
 這三位監委到了台中縣,即面告台中縣警察局長李連福,一定要設法約束屬下,然後又前往問題最嚴重的大甲地區,對各分局的分局長做了同樣要求,並且請他們在五月十二日到台中縣政府備詢。
 但是,沒想到就再三位監察委員離開大甲地區的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五一年的五月十一日晚上,特務下令進行了一次投票前規模最大的行動。動員的警力包括清水分局、大甲分駐所、烏日派出所,先後荷槍實彈地包圍了外埔鄉大同、大東兩個村。
 其實,十一日白天,保安司令部特務余漢民即已分別恐嚇過大東和大同兩村村長、大甲鎮長郭金焜、縣議員陳春,以及郭秋漢、陳金水等數名助選員,不得為陳水潭助選,還必須為陳鶴年拉票。
 到了晚上十時,大批特、憲、警便衣人員出動,先到大同村,以非法在鄉民陳文水家中集會為由,將縣議員邵基添、鄉民陳天河等七人逮捕。其中,六位鄉民都遭扣上手銬,押解到外埔派出所拘留。邵基添因一再指責他們非法逮捕鄉民,而遭到特務持槍示威,然後押解到清水分局,到了十二日清晨,才要求他寫悔過書予以釋放。
 晚上十一時,轉往大東村包圍,在鄉民蘇其芬家中,也是以偵防演習期間非法集會為由,逮捕大東村長蘇清潭,以及十五位在場的鄉民。
 蘇清潭對於特務及刑警的蠻橫行為表示不滿,特務余漢民不客氣地賞了他兩個巴掌,有幾位鄉民出聲抗議,而遭手銬伺候。
 十五位鄉民被押往外埔派出所拘留,隔天上午,有陳錦秀等八位獲得具保釋放,另外,賴天才等七名直到十三日下午,才被處罰款和具保後釋放。至於蘇村長,則被押往清水分局繼續拘留。
 接著,又有另一批特務趕往烏日,由大屯分局烏日派出所巡佐陪同,逮捕多位陳水潭的助選員,分別拘留三至四小時後才具保釋放。
 三位監察委員據報趕到大同、大東兩村,當場制止無效,立即電請監察院長及行政院長處理,也來不及制止。
 他們在十二日上午九時到豐原拜訪台中縣長馮世欣、警察局長李連福查詢,可是,李連福卻予以敷衍,說他向清水分局查詢過,沒事了。
 就在他們會晤的同時,清水分局長邵震奭卻在恫嚇陳水潭的助選員。大甲分駐所巡官齊家龍也逮捕了多位支持陳水潭的鄉民。
 十三日投票結果,由林鶴年當選,三位監察委員很無奈地回到台北,隔了一個多月,對台中縣警察局長李連福等涉案的警方人員,及保安司令部特務等人員提出不痛不癢的糾舉案。
 第二屆台中縣長選舉時,林鶴年沒選,陳水潭同額競選,在投票率只有六八%的情況下當選。

島內的台灣獨立聯盟事件
 一九六○年是國民黨政權處理政治案件的重要分野,在一九六○年以前是以紅色案件為主,以後則將重點放在台獨案件。這跟台灣獨立運動的勃興有關,國民黨政權恐慌之餘,對島內和海外的台獨運動同時展開迫害行動。
 一九六二年的五月八日,國民黨政權透過『抓耙仔』的告密,破獲島內一個僅次於蘇東啟案的台獨案,並展開長達一個多月的逮捕行動。這個案子就是由三個組織合併的『台灣獨立聯盟案』。
 此案緣起於陳三興所組織的『學進會』。這個組織是陳三興就讀高雄中學時,結合陳三旺、郭哲雄、王清山、董自得、邱朝輝、蘇禎和、高尾雄、林振飛等人所成立的。
 一九五八年七月,陳三興決定輟學到社會學習活知識,離校前,他曾召集一次會議將『學進會』更名為『台灣民主同盟』。陳三興離校後,和他弟弟前往台北市的牙科醫院當學徒,此時吸收了一位比他大十多歲的親戚宋景松(住在三重),宋也立即吸收了劉金獅、林輝強,使得組織很順利地走出社會。
 一九五九年七月,蘇禎和、董自得兩人考取台大法律系,也到了北部,因此,他們聚會討論組織問題的機會更多。
 這個時候,也有另外兩個組織分別出現。一個是台中一中的『自治互助會』,一個是高雄中正中學的『亞細亞同盟』。
 『自治互助會』的成員都是台中一中學生,成員包括吳俊輝、江炳興、黃重光、陳新吉、吳炳坤、林俊光等人。『亞細亞同盟』則只有施明德、蔡財源兩人。
 其中,很巧合的,施、蔡兩人與陳三興、董自得、郭哲雄都是小學和初中的同學。當郭哲雄知道他們已經組織『亞細亞同盟』,就把消息告訴陳三興,有意促成兩個組織的結合。
 一九五九年底,陳三興等人返回高雄,在施明德的父親開設的明春旅社,與施明德、蔡財源及施明德的兩位哥哥聚會,決定將合併後的組織名稱叫做『台灣獨立聯盟』,並由施明德、蔡財源兩人領導。
 一九六○年中,施明德以同等學歷考入陸軍官校候補軍官班。一九六一年七月,蔡財源從中正中學畢業,也依照當初他與施明德所約定的,考取陸軍官校正期班三十三期。
 施明德是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從候補軍官班畢業,即被派往金門擔任少尉砲兵觀測官。
 一九六一年七月,『自治互助會』這邊的幾位也畢業了,他們之中有三位也準備進入軍中發展組織,江炳興考取陸軍官校三十三期,黃重光進入砲兵學校,陳新吉進入陸軍通訊學校。
 江炳興進入陸軍官校後,即吸收了兩位軍校學長吳炳坤、張泉地,其中,吳炳坤也把他哥哥吳呈輝、弟弟吳炳麟拉入組織。
 江炳興進入軍校,雖然與蔡財源是同期同班,但是,他們是在各自吸收了一、二位成員之後,才知道彼此的意識型態相同,後來,蔡財源也吸收了高他二年的陳春榮,從此,他們五人就經常在一起聚會,很自然的,也談到組織合併的問題。
 『自治互助會』的台中成員,在聽到江炳興等人的提議後,全員同意,於是,三個組織合併成的『台灣獨立聯盟』更為壯大。
 進入一九六二年開年不久,『台灣獨立聯盟』成員個個雄心萬丈,幾位重要成員在高雄體育場的聚會中,就已有準備展開行動的意味。
 然而,由陳三興在雄中時代吸收加入的李植南,在這個節骨眼的時候,露出了狐狸尾巴,原來他已經向調查局自首成為線民,『台灣獨立聯盟』因而曝光。
 從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起,組織成員開始分批遭到逮捕,一直到五月二十日,民間的成員全部被逮捕;自六月八日至六月二十二日,在軍中的成員也一一被捕。其中,吳炳麟在偵訊時遭特務刑求致死,移屍到鐵軌上讓火車碾過,偽稱是他自己跳車死亡。
此案分三批起訴及判決,結果判了一個死刑(宋景松,以前曾犯過紅色案件,因屬累犯,故被判死刑),兩個無期徒刑(施明德、陳三興),五個十二年(蔡財源、陳三旺、董自得、蘇禎和、郭哲雄),三個十年(劉金獅、吳俊輝、江炳興)一個七年,十一個五年,一個二年,一個無罪。

末代叛亂案『獨台會』案
 一九九○年三月學運,使那幾年所延續的學生運動完成了整合性的聯盟,接著又有反對郝伯村組閣的『反軍人干政』行動,進一步使知識界的聯盟成形,到了一九九一年發生『獨立台灣會』案時,這兩股力量再與社運界結合而捲起當年最大的一次反政治迫害抗爭行動。
 觸動這次大規模抗爭行動的『獨台會』案,就是發生在一九九一年的五月九日,從這一天案發起,由於國民黨政權的處理不當,而使整個抗爭行動持續到五月二十日,長達十二天;其中,高潮迭起,學生聯盟更進佔台北火車站達五天之久。
 事情肇因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清晨五時五十分,調查局由副局長高明輝負責,展開了一項祕密逮捕行動。台北市調查處、台北縣調查站、新竹市調查站、高雄市調查處等四個調查局屬下單位,在高明輝一聲令下,同步在六個地點展開行動。
 他們在台北市逮捕陳正然,闖入新竹的清華大學男生宿舍帶走了廖偉程,在新店逮捕王秀惠,在高雄市逮捕林銀福。然後,這四個人連同調查人員搜索到的文件都被押送到台北市調查處。
 調查局的理由是:史明在日本組織的『獨台會』已經發展島內組織,五月初,調查局滲透進該組織的內線獲得情報,島內的『獨台會』成員決定積極行動,並已完成傳單的印製,即將散發到各地。高明輝說:「我們當然不能讓這些傳單、海報流出去。」
 結果,因而造成了一場大風波。高明輝說:「當天上午,我在台北市調查處坐鎮指揮,電話響個不停。」
 事實上,當天上午,清華大學的師生就快速的動員起來了。中午時分,學生成立的『廖偉程後援會』在校園遊行,大聲控訴特務闖入校園抓人;下午,再轉往新聞局、立法院、台北市調查處示威抗議。
 晚上,民進黨立委盧修一、洪奇昌、鄭余正等人,陪同清大教授、院長及學生代表等多人到台北市調查處要人,跟高明輝發生非常激烈的理論,沒有結果,數百名學生和群眾遂在北調處門口貼海報、拉布條抗議。『全國學生聯盟』北區核心份子和以台大為主的『制憲聯盟』成員也都趕到現場聲援。
 隔天,事件開始擴大。各個校園都開始展開聲援運動,清大教授簽署聯合聲明斥責『戒嚴心態借屍還魂』,當天就獲得校內一百名、校外八十多名教授的聯署支持。澄社、台灣教授協會、中央研究院等學術團體,也決定以『反軍政』模式,結合文化界人士共同進行抗爭。
 十二日,『全民反政治迫害聯盟』的學生,突然進佔中正廟,有數十名教授到場聲援。不過,下午五時,警方受命強制趨散,並毆打陳師孟等二十多名教授。晚上,國民黨再出動鎮暴警察以棍棒毆打教授學生。
 這兩次警方暴力行為,立刻引起社會高度的憤怒,知識界馬上成立『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並決定在二十日舉辦示威大遊行。
 十三日,各校罷課聲浪四起。二十八位清大教師下午提出『學術自由、思想無罪』的停課運動。十四日,民進黨及新潮流系主導的社運界決定加入聲援。
 高明輝曾在十三日的記者會中,宣布辭去調查局副局長職務,卻已經無法平息風波了。
 十五日下午二時,清大『廖偉程後援會』師生三百人及『全學聯』學生七、八百人,突然採取行動進佔台北市火車站,將抗爭行動推到高潮,並一直持續到二十日。
 十六日,立法院緊急提出廢除『懲治叛亂條例』提案,可是,此時卻又發生特務潛入交通大學臥底的事件,抗爭情勢再度升高,並更繃緊了五二○大遊行示威的的張力。
 後來,重量級學者余英時、李遠哲、杜維明等都參與聯署。以根除白色恐怖、廢除專制惡法、無罪釋放四青年、情治退出校園等為訴求的大遊行,二十日號召了超過四萬人參加。
 立法院終於在二十一日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二十四日又通過廢除『檢肅匪諜條例』。接著,進一步修改刑法一○○條,法院最後才根據這個法條將『獨台會』案四名被告全部判決公訴不受理。

《收酒矸》遭政治迫害禁唱
 國民黨蔣政權為了在台灣遂行獨裁統治,除政治上的專制恐怖手段之外,還壟斷整個經濟資源的支配權和宰制人民的文化生活。這三個層面的影響以文化生活為最深、最廣、最長遠,已經造成台灣文化的長期被壓制、扭曲。
 蔣政權對台灣文化的壓迫,從戰後接收台灣起就開始了,最早是下令全面停止報紙上的日文版,徹底切斷台灣人接受資訊、表達情感的文字工具;繼而就是一連串的禁講日語、禁播台語歌、禁講台語等等嚴厲的措施。
 在這一連串的措施中,以禁播台語歌最早執行,我將它稱之為對台語歌的『選擇性戒嚴』。此項戒嚴的迫害,就是從一九四八年的五月六日開始的,遭受迫害的是當時正風行的台灣流行歌曲《收酒矸》。
 《收酒矸》這首歌大約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左右出爐,立刻受到非常熱烈的好評,民間到處都在流行,曲盤(唱片)也很暢銷,一些廣播電臺都會在節目中選播,因此,使《收酒矸》與同年出爐的《補破網》雙雙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流行歌。
 可是,經過將近一個月之後,蔣政權的國民黨內掌管文化控制的部門就講話了,認為《收酒矸》的歌詞內涵不妥,於是,下令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出面處理。
 台北市教育局面對全島都在熱烈流行的情況,不知如何下手,最後才選擇了播出《收酒矸》頻率最多、收聽率最高的台灣廣播電臺開刀,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以正式公文下令即日起禁播,隨後,蔣政權的台灣省政府進一步實施全面性的禁播、禁唱。
 《收酒矸》的作者是張邱東松(豐原人,他因兼挑兩家的姓氏,所以,又姓張又姓邱)。原始歌詞共分三段,內容是這樣的:
 『我是十六歲小孩,自細(小)父母就真散(窮),為了生活不敢懶,每日出去收酒矸。有酒矸,可賣否?破銅舊錫簿仔紙可賣否?』
 『每天清早就出門,挨家挨戶去訪問,不敢亂來四處玩,為了三餐去努力。(下與第一節末段同)』
 『前天去過太平通,今天該走大龍峒,為著生活的保障,不顧大雨和大風。(下與第一節末段同)』
 這是一首典型的寫實歌曲,描述戰後台灣社會情景,反映人民窮苦而為生活奮鬥的實況,然而,蔣政權禁播、禁唱的理由卻是:該歌曲『歌詞卑鄙陋劣,委靡懦弱,有傷風化』。
 如此昧於現實的理由,當時引起的反彈不小,台北市教育局背後的政治黑手蔣政權文化控制部門再逼黃姓局長出面說明,他說:
 『一個十六歲的兒童,正當在學校受基本教育的時候,何堪流落街頭做這毫無意義的行業,況且台灣各方面正待進一步建設,尤以兒童教育更為重視,而收酒矸歌詞中,對於兒童實有很多汙衊。』
 真是莫名其妙的說明,很顯然是故意掩飾現實,為蔣政權的貪污、腐化、無能在台灣社會所造成的罪惡脫罪。禁播、禁唱遂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而且以《收酒矸》開了頭之後,所謂的禁歌逐漸多了起來,並成為後來四十多年的常態政策,被查禁的歌曲曲名可以印成厚厚一本書,查禁理由都是同樣顢頇、無理。
 幸好張邱東松創作力旺盛,他在一九四九年蔣政權自中國敗退台灣的時候,又繼《收酒矸》之後,創作了膾炙人口的《燒肉粽》,名列戰後台灣四大流行歌曲之一。
 蔣政權長期歧視、汙衊、踐踏、扭曲台灣文化的卑劣作法,到了一九八八年仍然深受影響;那一年,台中縣坪林國小小坪廓分校與日僑學校舉行聯誼活動,坪林分校選唱《四季紅》,結果卻出了問題。
 頑劣不化的台中縣督學苗霖生,因為一直都是國民黨扭曲的教育政策的執行者,看到台語的《四季紅》,即心生不悅,要求取消該曲,他認為應選唱代表本國文化的歌曲。
 這個風波也鬧得很大,『台灣人權協會』『台灣筆會』等六個民間團體提出強烈抗議,指責這是一次政治干預教育、文化的惡劣作法,後來,由這個風波的背後黑手國民黨中央黨部出面表示並無不妥,讓坪林分校照樣選唱《四季紅》,才獲得平息。

日治下台中一中罷學事件
 台灣在日治時代曾經發生過不少次的學潮,不少中學校以上的學生都具有前進思想,受了台灣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洗禮,經常起而反抗歧視性教育,可惜的是這些學潮都遭到日本人強硬的撲殺。
 在多次較著名的學潮中,以台中一中(前身是由林獻堂等台灣士紳創辦的台中中學校)一九二七年的學潮,持續時間最長、遭到退學處分的學生最多。
 那是一次原本只是學生抗議伙食的小事件,卻因該校校長強硬的處理態度,以及在當年的五月七日親自住進學寮(學生宿舍),進行嚴厲的監視控制行動,而造成幾乎不可收拾的結果。
 學潮肇因於,中村校長讓學校炊事長中村的妻子住進學寮,與學生的關係搞得非常不好。中村太太心存作弄台灣人學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明知太白粉內有老鼠屎,卻不說,等到台灣人炊事員煮好菜後,她才說不能吃。
 學生認為她存心不良而群起憤慨,遂向舍監反映,但舍監不但置之不理,還反責學生故意鬧事。五月四日,五年生的幹部為此集體辭職抗議,下村校長很快就許可了辭職,並且一方面指派四年生代理,一方面停止學寮(學生宿舍)自治。
 下村對於五年生經常針對學校管理問題提出意見,早就非常不舒服,他接著兩天既集合台灣人學生進行精神講話,又聲明在他任內絕對不會辭掉中村炊事長。
 到了五月七日,下村親自住進學寮監督學生,於是,一場原來可以避免的衝突,卻因下村的一意孤行及高壓政策而引爆了。
 五月八日晚上,學生故意在學寮內燃放鞭炮抗議,下村因而勒令五十多名他認定與文化協會有關的學生退出宿舍,並通知這些學生的家長到學校參加緊急會議,要求他們將自己的子弟帶回家。
 家長曾企圖與校方協商,可是,校方一直不改強硬處理的態度,絲毫不給學生有任何迴旋的空間,協商破裂,學生因而群集會場外抗議。到了晚上,校方的教官隊通知警察、憲兵,團團圍住整個校園。
 住在台中的該校校友派代表和下村校長會面,希望能為五年生爭取三天的寬限期,但下村不但強硬如故。下村向五年生下達最後通牒,限期在十三日清晨以前退出宿舍。
 十三日清晨,三、四年級的學寮生加入聲援行動,後來連二年生也在校方嚴密監控下加入行動,總共二百六十多名學寮生更一致決議進一步發起集體罷學鬥爭。
 風波鬧大之後,當天立即引起社會的重視。台中的地方人士推派代表和校方會商,也沒有結果。於是,沒有住在學寮的通學生開始加入聲援;到了五月十六日,只有三十名通學生到校上課,其餘的都加入了罷學鬥爭。
 從十六日起,校友會、『父兄會』及推動全島民主啟蒙運動的『文化協會』、在東京的『台灣青年會』等相繼舉行盛大的聲援大會。
 校方此時才意會到事情可能不好收拾,於是,一方面請求警察支援,脅迫家長帶學生返校,一方面與學生家長代表交換意見,其中有小部份家長認為他們的子弟應該返校,而提議犧牲少數而維護多數學生就學權益的方案。
 校方為了顧全面子,接受這些妥協派家長的方案,並共同擬定了作了對主謀鬧事、帶頭罷學的學生分三批退學的處分決定。
 五月二十六日,第一批遭到退學的學生共有十名。這時,畢業於該校的東京留學生為了避免有學生被犧牲,曾經發電文給台灣總督府,也沒有發生效果。
 五月底,校方採取的軟硬兼施策略成功,學生家長被徹底分化,妥協派的家長開始要求自己的子弟返校。六月一日起,校園內、宿舍內也恢復了往日的熱鬧。
 不過,部份學生返校後發現舍監管理態度比以前更加嚴厲,曾發起抗爭及罷課,卻因已成強弩之末,校方再也不予理會。
 六月十三日、十四日,校方相繼悍然公佈了第二批(二十一名)及第三批(五名)的退學名單。總共三批遭到退學的學生共有三十六名。
 除此之外,另有一部份學生遭到無限期停學的處分,這類學生中先後又有將近二十名自動退學, 因此,總計在這次學朝中犧牲的學生實際多達六十多名。

中學生批評選舉竟遭迫害
 九○年代以前,國民黨統治下的教育幾與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毫無兩樣,本質上是牧民教育、洗腦教育,國民黨政權還加了一項黨化教育。不能順服黨化教育的學生,尤其是大學生或所謂優良高中的學生,在白色恐怖時代,有很多都被打成思想犯下獄。
 高中以下的學生不能羅織下獄,卻也無法免於被迫害的命運,他們的加害者是甘為國民黨政權黨化教育走狗的老師。這類老師就是少年學生的警總、調查局和軍法處,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間,幾乎每一所初中(國中的前身)都有以政治議題迫害學生的事例。
 一九六○年的五月四日,就發生了一件戰後最轟動的初中生遭政治迫害加暴力的事件。
 這位初中生名叫陳英賢,就讀嘉義縣立大林中學梅山分部初中三年級平班。
 一九六○年四月下旬,正值各縣市第四屆縣市長選舉結束,他的級任導師鍾獻元,要求學生在週記中以該屆選舉為題發表感想。陳英賢因為老師平常就在課堂上公開為國民黨提名人助選,並且一再批評辱罵非國民黨候選人,所以,他便在週記上這樣寫道:
 『本週是各候選人競選最激烈的一週,所以,機關團體也分別作了各候選人的助選者,在這民主時代的今天,本著總統的號召選賢與能的原則下,難道國民黨提名的都是賢能嗎?』
 『本縣國民黨提名候選人黃宗焜先生,在他三年的任內,對本縣做了些什麼事,這在七十多萬縣民雪亮的眼光中是很清楚的。』
 『國民黨何必用種種不民主的手段,欺騙縣民來投給黃宗焜呢?今天一般的縣民都很同情另一位青年黨出身的許竹模先生,我並不是因我不是國民黨,所以說許先生好,在此,我們冷靜的想想,如果別黨或無黨的人,都不能當大官,那還談什麼民主政治呢?』
 鍾獻元看了非常生氣地批下這樣的評語:『思想不正確』。他還在老師之間傳述此事,居然有好幾位老師認為應該好好修理這名學生,於是,更大的問題發生了。
 五月三日的朝會,分部主任簡維章作完精神講話後,突然有位王人傑老師(時年三十九歲,住嘉義梅山鄉)跳上司令臺,大肆批評有人思想有問題,他還比手畫腳、語無倫次的說:
 『本校學生陳英賢的思想大有問題,大家要知道,青年黨是壞黨,壞黨由壞人出來競選,如在大陸就是共匪的走狗。』
 王人傑說完,管理組長喻化春接著上台,非常歇斯底里的高嚷:『如不能開除陳英賢學籍,我喻化春就離開學校。』
 陳英賢這時忍不住當眾頂了兩句:『我的思想沒有問題,當教員有什麼了不起。』
 這下不得了了,王人傑立刻再透過麥克風指責陳英賢態度欠佳,並下令解散之後,要陳英賢留下罰站,可是,陳英賢對這項處罰不服氣,照常隨其他同學步向教室。
 王人傑怒火中燒,衝上去攔阻他,一陣辱罵後,又飽以老拳,造成他的左上胸部、左肩胛下部、右側腹部、左三角肌等處受傷。陳英賢負傷回家即住院療傷,前後請了一個星期病假。
 但王人傑仍不罷休,以電話向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梅山分駐所報案,指控陳英賢思想有問題,要求警方查辦;另外,他還簽報校長開除陳的學籍。
 當時,警方和特務只處理高中以上學生的政治案件,不願處理該案,王人傑等老師不甘心,就和校方聯手威脅陳英賢自動退學。校方更惡劣地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公開陳英賢的『劣蹟』,包括他如何被別的學校強迫轉學、記了幾次過、學業成績如何名列榜末等等。
 陳英賢父母實在看不過校方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於是,向省教育廳、監察院申訴,也檢具驗傷證明向法院控訴王人傑涉嫌傷害和誣告。
 辦理這個案子的法官就是翟宗泉,當年他在嘉義地方法院當推事,他判決指出:『認為學生為文批評選舉,立論縱有未合,為人老師應予平和教誨,被告竟出手毆人,顯屬不當。』
 翟宗泉判決時,陳英賢已經畢業,王人傑被以傷害罪嫌,罰款銀元八十元,整個風波才落幕。但是,同樣的事件仍在其他初中不斷重演,只是未再造成社會風波而已。

推動三七五減租卻遭處死
 蔣介石政權退守台灣之後,為了控制台灣,除採取強勢恐怖之外,還曾經使用過一些攏絡政策,三七五減租就是其中之一。他交代陳誠執行這項政策,藉以攏絡佔農業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佃農。
 這項政策在陳誠以強硬手段執行下,雖然有緩和農村階級矛盾的作用,卻因準備和執行的時間都很倉促,當時曾造成不少問題,違反規定的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糾紛、籌不到錢的佃農自殺等等的案例發生了不少,都在不能影響『德政』的大帽子下被刻意掩蓋了。
 有部份認為吃了虧的地主曾經設法反撲,使一些人(包括地方執行官員、協助推動的熱心人士)因而受到程度不同的傷害。
 比較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九五四年今天(五月五日)被槍決的邱連球。他是因為積極協助推廣三七五減租運動,結果,遭到檢舉說他利用該運動組織『共匪地下組織』,被從另案提審後判處死刑。
 邱連球是屏東長治鄉崙上村,跟台灣早期相當著名的本土作家鍾理和有親戚關係,鍾理和必須叫他母親鍾權妹為姑媽。因為這層關係,他與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弟弟鍾浩東(戰後基隆中學的校長)也非常好。
 邱連球小時候讀的是鹽埔公學校,畢業後和鍾浩東同時考進高雄中學校(即今的雄中),後來考入屏東農業學校(即後來的屏東農專)獸醫科。
 屏東農業學校畢業,曾經教了三年多的書,直到與長興實踐農校的日籍校長發生衝突,才辭去教職,轉往長興庄庄役場(鄉公所)擔任獸醫。當時,他受到左派思想影響,開始關心農工階級的問題。
 一九三八年,他和鍾理和一齊前往中國東北,他是去調查在東北開設磚窯廠的可行性,鍾理和則進入瀋陽的『滿洲自動車學校』。他在東北考察後即返台進行幕股工作,但並不順利,於是,留在家鄉成親、開墾山地、種香蕉。
 戰後,鍾浩東和他太太結束在中國五年的抗日服務工作,由廣東返回台灣,出任基隆中學校長,邱連球應邀去作事務課長,但只作了一個學期,他即辭職回屏東。
 這時的邱連球又開始熱心於平民階級的啟蒙運動,結合了地方草根人士,其中包括了屏東工業學校老師李清增、屏東中學老師葉紀東(後來逃往中國),一起專門對付日治時代倚仗權勢欺負台灣人的『台奸』。
 不久,鍾浩東為了籌措出版地下刊物『光明報』的印報經費,邀同邱連球等四位朋友合夥在屏東開設了一家『南台行』的地下錢莊,並由邱連球就近負責。
 邱連球、李清增、葉紀東等人經常聚會,討論發展基層組織的問題;三七五減租開始推動時,他們認為可以為佃農做一些事,便在農村搞『三七五減租』的農民運動,到處為佃農解說三七五減租的難題,邱連球還因積極協助推廣而獲得地方政府頒發協助推廣的獎狀。
 一九四九年,噩運開始降臨。首先是蔣政權掃蕩地下錢莊,『南台行』受到波及;接著,『光明報』被指控是共產黨的地下報,警總展開逮捕行動,有十多位台大學生和七、八位基隆中學教職員被捕,鍾浩東逃亡了幾天後也被捕。
 邱連球因藏匿幾位逃亡的基隆中學教職員,也遭牽連,和他的哥哥邱連合一齊被逮捕,邱連球判刑六年,移往綠島監禁。
 但是,在綠島關了兩年之後,因為屏東的地主向特務檢舉,他和李清增等人是『假借推廣三七五減租運動,發展匪偽新民主主義研究會』,李清增等人也跟著被捕,其中一位邱連球的親戚,在保安處受不了嚴酷的刑訊而供出了邱連球。
 警總以『供述不誠』的理由,將邱連球由綠島送回島內重新受審。李清增被以參與三七五減租的農民鬥爭罪名,判處十三年,其他的涉案人也分處五至十年的刑期。
 邱連球的罪名是『組織農民的新民主主義研究會』首謀,兩罪合併而處以死刑。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執行槍決。
 槍決後,特務才通知他的家人收屍。邱連球的小弟前往台北殯儀館停屍間時,看到與邱連球同時槍決的有六具屍體,他們的雙手都還反綁著。

柯遠芬整劉定國整出選舉案
 在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是一個能夠呼風喚雨的特務機關,作為蔣政權的鷹犬,遂行了無數的恐怖統治政策,不過,它也跟其他的特務機關一樣有內部的整肅鬥爭。
 警總的前身保安司令部時代,參謀長柯遠芬權重一時,處理二二八事變及期後的清鄉真是殺人不眨眼,當年他為了整肅手下一名處處與他作對的劉定國,始終找不到罪名下手,結果卻搞亂了苗栗縣第一屆縣長選舉。
 一九五一年的五月一日,劉定國原本已經當選苗栗縣長,而且順利上任,沒想到卻讓柯遠芬透過司法手段搞成『當選無效』,只幹了一天縣長就下台了。不但締造了台灣選舉史上的第一件『當選無效』案,而且成為任期最短的縣長。
 劉定國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七日生於苗栗,一九三三年前往中國,一九三七年中央軍校十一期畢業(十期、十一期均為正期生,都讀了三年半),一九四六年申請返回台灣,調往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參謀處擔任中校參謀,當時的參謀長就是柯遠芬。
 不久,他就和柯遠芬開始顯得格格不入了。因為當時軍隊到處胡作非為,搞得非常不像話,柯遠芬卻似乎都不以為意,所以,他便在一次柯遠芬對中校以上軍官進行精神講話之後,提出了以下的意見:
 『不要以征服者的姿態對付台灣同胞,不要把日本人留在台灣的東西視為戰利品,現在這個情形,台灣人普遍反感,如此搞下去,會發生流血事件。』
 柯遠芬聽了很氣憤,阻止他說完,對他說:『你對軍隊印象很不好,那這樣好了,我上個簽呈給陳長官,調你到行政部門去。』
 一九四七年果然發生驚天動地的二二八事變,第三天,柯遠芬將陳儀的命令拿給他,叫他去當新竹防衛指揮官,負責的地區包括桃竹苗三縣,他告訴柯遠芬,沒有兵,柯遠芬理都不理,要他自己想辦法。
 基隆要塞司令部的參謀長田樂天和他是同期同學,他只好向田樂天借了兩團為經訓練的新兵及一營憲兵,從基隆出發進行佈防。
 後來在處理二二八事變的作法上,與柯遠芬再度發生幾次意見上的衝突,柯遠芬主張採取強硬手段,他則極力反對,有時甚至抗命行事。新竹防衛指揮官只當了一個月,即被調回參謀處。
 他回到參謀處,柯遠芬的第一句話是:『哦,你平安無事』坐在椅子上,起來都不起來,接著就數說了一堆他的不是之處,並拿出一些文件說:『你看,都是控告你的,你袒護台灣人。』他才恍然大悟,原來柯遠芬是『叫我去送死或去弄死人家』。
 一九四九年年底,柯遠芬再把他調往高雄要塞,擔任守備團勤務隊上校隊長,一年後,他決定『發誓不再當軍人,不再和這批人為伍』,於是,提出辭職,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獲准,隨即投入第一屆苗栗縣長選舉。
 劉定國在二月十七日辦理登記,四月一日投票結果,劉定國只得到第二高票,但因第一高票的黃運金得票未超過投票總數的二分之一,在四月八日舉行第二次投票,由劉定國高票過關,四月十四日正式公告當選,省民政廳在四月二十七日頒發當選證書,五月一日上任。
 劉定國被公告當選後,突然冒出兩個農民(一住苗栗鎮,一住後龍鎮)向高等法院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當年的台灣省各縣市長選舉罷免規程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現任軍人或警察不得競選或停止其被選舉權。高等法院裁定,劉定國雖然辭去隊長之職,卻並未退役或除役,仍為現任的上校官階軍官,因此,當選無效。
 此案當時非常轟動,劉定國曾經公開指出『煮豆燃豆箕』被陰謀打擊的內幕,而引起很多議論,咸認柯遠芬有幕後指使告訴及影響司法審判之嫌。
 劉定國最後仍被確定當選無效,並喪失被選舉權,縣長只得重選,但投票率不及四成,造成選舉無效,再度重選,結果第一高票又未過半數,舉行複選後才勉強產生當選人,這項選舉前後總共投了五次票,也是創了台灣選舉史上的記錄。
 後來,劉定國辦理退役,遠離柯遠芬的勢力範圍,參加第二、三屆縣長選舉,以及省議員、國大代表的選舉,都高票當選。

匪首洪國式免死後遭暗殺
 國民黨蔣政權時代辦了一大堆匪案,不論真、假,槍斃的人不計其數,但是,獨獨有兩個真正的重要匪諜,被抓之後竟然可以獲得免死待遇。
 他們是蔡孝乾、洪國式。前者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頭頭,蔣政權將之逮捕後,送進調查局擔任高幹。後者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派駐台灣地下組織的頭頭,被逮捕後則成為蔣政權的職業洗腦者、坐牢者。
 其中,洪國式的案子就是在一九五○年五月二日,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宣布破獲的。
 保安司令部宣稱這個案子是『非常重要的匪諜地下工作組織』,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賦予該組織:『專為煽動離間我方軍政人員,搜集重要軍事情報,希望以政治方法解決其軍事攻台之困難』,所以,『此次經我方破獲,使匪此項陰謀完全打破,予其打擊異常重大』。
 保安司令部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獲知洪國式化名洪秀升及孫靜遠,自香港潛入台灣活動,開始進行祕密監視。確定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在台灣的負責人之後,在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分別在基隆、台北、台中、嘉義、高雄等地,展開逮捕行動。
 一九五○年五月二日宣布偵破時,宣稱洪國式是在他經常祕密會晤的台北火車站被逮捕的;不過,到了九月底,保安司令部再度公佈該案的破獲經過,卻出現了矛盾。
 保安司令部說,他是『因為良心未泯,終於公開地自首。政府對於這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匪諜,絕對採取寬容的態度,不但保障其生命的安全,而且將給以種種自新的機會』。
 於是,洪國式被脫罪了,而與洪國式有組織關係的十多人,都移送軍法處,另外,台中市的北方企業行、北方實業行,台北市的中大企業公司及該公司高雄辦事處的基威行等四家企業也被認定與組織有關。
 保安司令部的說法是這樣的:『北方企業行掩護匪諜身分,供給匪諜經費,並經營地下錢莊業務,式匪諜的經濟機構。北方實業行有經營地下錢莊及買賣金鈔行為。中大企業公司曾經經營台、港間走私生意,是匪諜利用為建立交通的對象』。
 後來以『洪國式組織劉全禮案』辦理,並被處以死刑槍決的九人是:劉全禮(東南長官公署三處二科上尉參謀)、郭秉衡(保安處政工處第一科中校科員)、張禮大(基隆市政府祕書)、王平(台灣氣象所技士)、鄒曙(掃蕩報記者)、華震(無職業)、江德興(台中健元書院院長)、劉天民(台中北方企業行總經理)、胡玉麟(空軍中校組長)等人。
 洪國式後來的行蹤非常神秘,但透過幾位人士的回憶錄,仍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雷震在他的回憶錄中,曾經提到:
 『洪國式在重慶大學讀書時曾被共產黨在校的職業學生拉進共產黨,他對政治毫無興趣,其接受共產黨派來台灣做匪諜者,只是想藉此脫離虎口耳,故來台後一事也未做,因為其他匪諜案件被牽連而暴露了身分,所以未曾判刑而關在台北縣土城的洗腦所裡,後來則擔任洗腦者。』
 謝聰敏也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洪國式任由國民黨宣傳,後來他在綠島和板橋的政治犯集中營講授中國歷史的課程。』
 雷震因組黨而被蔣政權逮捕時,曾和洪國式在看守所同關一個牢房,雷震在回憶錄中說:『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曾派洪國式,當我被捕而關在青島東路警備總部看守所時,已先來和我同房,原要他誣我是匪諜,但這一著棋是失敗了。』
 聽說洪國式多次擔任這種職業坐牢人的工作,他在軍事看守所中來去自由,逍遙了好幾年,最後卻不明不白地遭到暗殺。
 有關暗殺的說法,謝聰敏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曾經提到這段暗殺案件的經過。原來,在無法誣陷雷震之後不久,有一夜,洪國式去參加特務的集會,卻被埋伏的殺手用武士刀砍死,第二天,才被發現蜷扶在路邊的陰溝裡。
 根據謝聰敏的記述:『所裡的官員猜測他洩露內部的消息,特務頭子不願意公開審判,才以流氓的誤殺處理。』

白色恐怖下的真正硬漢:蔡財源
 一九六○年代,國民黨蔣政權剛撲殺了由本、外省籍菁英所籌組的『中國民主黨』之際,有一群青年非常勇敢地揭櫫台灣獨立的目標,從事社會和軍中的串聯組織。
 這個組織叫做『台灣獨立聯盟』,是由『興台會』、『亞細亞同盟』、『自治互助會』等三個主張台獨的個別組織結合而成。
 當時,台灣在蔣政權的獨裁統治下,整個社會都被白色恐怖的陰影所籠罩,島內尚無公開活動的台獨組織,海外的台獨運動在日本則日益蓬勃,不過,後來成為海外最大台獨組織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卻尚未成形。
 這個組織從結盟起到遭受特務機關迫害,前後約存續了兩年多,特務展開逮捕行動後,組織的二十四位成員分別在社會、軍校、軍中被捕,在整個白色恐怖時代中,這個案子是被捕人數僅次於『蘇東啟案』的台獨案。
 該案有一人被刑求致死,最後,有一人被判處死刑,二人判無期徒刑,五人判十二年,一人判十年,其餘的判七年至二年。
 該案成員是以高雄市籍為主,他們的平均教育水平不低,都有相同的獨立建國理想與膽識、行動,其中也有多人的能力都不差,卻因他們之中出了一位施明德,全案的政治光環於焉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
 『台灣獨立聯盟』結盟之前,施明德是屬於『亞細亞同盟』,該同盟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是後來被判處十二年的蔡財源,他們兩人在高中時商議成立該同盟;一九五九年底,該同盟與陳三興的『興台會』合併時,也決議由施、蔡兩人領導。
 『台灣獨立聯盟』的成員有多位選擇提早進入軍中,他們認為從事獨立運動必須要有實力,施明德進入陸軍後補軍官班,蔡財源在一九六一年七月考取陸軍官校正期班三十三期。
 蔡財源在陸軍官校二年級那年,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遭祕密逮捕。那時,他已經吸收了好幾位軍校同學加入組織。
 陸軍官校的校慶是六月十六日,蔣介石按慣例都會親臨主持校慶典禮,蔡財源為了讓他的阿媽到官校參觀,特地弄到了兩張觀禮證,沒想到自己卻在校慶的九天前被捕,他阿媽到了官校沒看到他,曾向校方查詢,校方竟然編造謊言予以搪塞。
 蔡財源跟同案受難人一樣,坐足軍法看守所、綠島的苦牢,但是,他比他們特殊的一點,是他不惜犧牲在苦牢中作了一件非常值得尊敬的事,那就是:不但突破蔣政權牢獄對政治犯的資訊封鎖,而且對外傳送一份政治犯名單,揭穿蔣政權宣稱的台灣沒有政治犯的謊言。
 獨派政治犯在苦牢中對資訊的需求很殷切,有一些政治犯就會利用調外役的機會擔負這項工作,根據兩度因台獨案入獄的許曹德在他回憶錄中的說法,「蔡財源是功勞最多、最大的一人,他把整個政治犯的資料都攜出,不斷夾帶資料和消息進來」。
 所謂『整個政治犯的資料』,指的就是政治犯名單。這份名單所列的政治犯達四百多人,是當時一份最齊全的名單,後來輾轉傳到了海外,被國際特赦組織和後來成立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所取得而作為援救台灣政治犯的依據。
 政治犯名單的外洩事件,立刻引起蔣政權的震怒,下令特務機關必須嚴辦,蔡財源就在牢中第二次被捕,並由國家安全局主導警備總部、調查局聯合進行偵訊工作。
 蔡財源在被移送警總保安處的時候,不但加上手鐐腳銬,還五花大綁。他遭到嚴酷的刑求,多次因為坐電椅而暈厥,並遭受特務以塑膠管毒打,而造成脊椎、坐骨神經的長年受傷。
 一份四百多名政治犯的名單,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單靠一二人之力可以蒐集完成,有不少政治犯協助提供情報給蔡財源,當時在軍法看守所醫務室的陳中統(日本國立岡山大學醫學系畢業,一九六八年底因台獨案被捕,判刑十五年)所提供的協助最多,每一位新的政治犯都必須到醫務室做身體檢查,陳中統隔一段時間就會把新名單交給蔡財源。
 特務軟硬兼施企圖逼蔡財源供出情報提供者,但他始終咬緊牙關、忍受肉體刑求,更拒絕任何所謂政治上的交換條件,這時的蔡財源距離刑滿期只剩兩年多,交換條件中就有一項是提前出獄,然而,蔡財源絲毫也未心動。
 如此的堅持,蔡財源雖在苦牢中贏得《武士》的封號,卻付出了刑滿之後又多三年感化監禁的代價。他的本刑原應在一九七四年期滿,卻得繼續接受感化。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國民黨政權曾實施減刑,但因他當時正在服感化役,所以,未獲減刑。
 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才刑滿出獄,綠島監獄發給他的『畢業證書』字號正好是第六十六號。出獄後,一直默默投入黨外民主運動及參與民進黨創黨,直到一九九六年才開始參與公職選舉。

一生奉獻給台獨運動的陳三興
──為陳三興《少年政治犯非常回憶錄》序
 認識陳三興,是在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成立後,國民黨政權以該會章程明列「台灣應該獨立」的藉口,蠻橫收押蔡有全、許曹德兩人,遂行新白色恐怖統治的那段紛亂時期。
 當時,對陳三興還不瞭解,只覺得他是一個溫文儒雅、沈默寡言的人。
 接著,由該聯誼會所推動的台灣獨立運動日益加溫,並蛻變為「新國家運動」,在全島掀起熱潮。每當活動在高雄舉辦,我都站在第一線進行採訪,從側面得知陳三興曾因台獨案被國民黨政權判處無期徒刑。
 及至新國家運動組織化,而且正式成為『台灣新國家聯盟』,陳三興擔任該聯盟祕書長,更以他的住處作為聯盟本部會址之後,我基於新聞工作上的需要,才跟他有較多的接觸。
 我對於陳三興在風聲鶴唳的情況下,願意提供自己住處作為聯盟會址的勇氣,深感欽佩,開始深入瞭解他早年涉及的台獨案,得知他自高中時代萌生台獨思想,從此堅持台獨理念,而付出寶貴青春、坐過長期政治苦牢,如此為實踐台獨理念的毅力,非常人所能比。
 『台灣新國家聯盟』成立的隔年,他又和楊金海等人,不畏國民黨政權鎮暴警察、特務荷槍實彈重重包圍,主持成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本部』。
 隔了兩天,國民黨政權又下令警特全副武裝包圍設在陳三興住處的『台灣新國家聯盟』本部,強行拆除『台灣新國家聯盟』招牌,對他的住處進行徹底搜查,沒收不少文件。
 搜索事件的第二天,我去看陳三興,發現他毫無懼色,仍繼續為『台灣新國家聯盟』所舉辦的一百場台灣獨立運動演講會、大遊行,進行策畫及到處奔波籌募經費。
 後來,我離開採訪第一線的工作,也就未再跟他有過聯繫,再見面已經是好幾年後的一九九八年四、五月間了,當時,我剛開始撰寫以白色恐怖案件為經、台灣百年史上重大政治案件為緯的《台灣檔案》專欄,請他協助提供白色恐怖案件資料。
 經過多年的睽違,沒想到在這期間,他不但已經完成了研究所的學業,也曾因籌辦台灣獨立運動演講會、大遊行的奔波勞累而中風,治療休養後幾乎看不出病態,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和意志力。
 更令我欽佩的,他捧出一疊由電腦列印的《非常回憶錄》原稿讓我過目,內容是詳述他在白色恐怖時代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而被國民黨政權羅織下獄,成為良心犯的坐牢經過。
 陳三興就讀高雄中學時,開始萌生台灣獨立思想,高二那年著手吸收同志成立『興台會』,後來與施明德的『亞細亞同盟』合併為『台灣獨立聯盟』。一九六二年,組織成員全部遭國民黨政權逮捕,陳三興被判處無期徒刑。
 隨手翻閱,馬上就看出那是他一字一句、一段落一篇章地慢慢寫成的可貴創作;帶回詳讀時,又被內容深深感動,決定推薦給我服務的民眾日報副刊刊載。
 半個月後,民眾日報副刊以當月的強檔創作刊出《非常回憶錄》,並連載了十餘天,結果,佳評如潮,很多讀者掛電話給副刊主編,盛讚《非常回憶錄》文字樸實無華、真實感人,描述政治牢的情景頗能賺人熱淚。
 《非常回憶錄》連載完畢後,讀者回應的電話不斷,頗有欲罷不能之勢,更有出版商跟陳三興洽談出版單行本事宜,因此,四個月後,他又以他的成長過程及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為主軸,撰寫完成該回憶錄的前半部,再度交給民眾日報連載刊出。
 這本回憶錄雖然是陳三興個人的回憶錄,述說的卻是台灣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苦難年代的縮影,我有幸得以在刊出前先讀為快,現在終於看到要由前衛出版社結集出版,承蒙他不嫌棄指定我寫序,我從未為朋友寫過序文,拉拉雜雜記下這段跟他的交往經過,勉強算作是序。

台灣白色恐怖檔案第六輯目錄 第六輯目錄
http://home.kimo.com.tw/snews1.tw/Mywor ... _06_00.htm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被入罪
廖史豪從事台獨運動終不悔
《人民導報》筆禍事件的真相
吳石中將間諜案處決四人
張金策、吳銘輝的偷渡風雲
被遺忘的『二二八勞動營』
特務羅織失敗的關仔嶺事件
孫元錦案:從特務逼死人到言論自由
陳菊事件捉放曹的內幕
鄭臣嚴案槍決六名警察
第一位闖關成功的人:陳婉真
東吳大學黃爾璇事件內幕
沒有革命行動的台灣獨立國
蘇藝林超級匪諜案槍決18
陳純真滲透台獨組織事件
集權統治下的老師動輒得咎
612事件』出現反動逆流
陳儀在中國通匪、在台灣槍決
二二八事變後的『自新』誘捕
李荊蓀叛亂案的虛虛實實
《民眾日報》也遭停刊迫害
吳逸民案使吳三連遭政治勒索
台灣史上少見的經濟迫害
『台灣獨立革命軍』被出賣了
被當作刑求試驗品的陳明忠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被入罪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是一篇社論文章,刊登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一期。為了這篇社論,『自由中國』遭到特務監視,一位編輯被捕,著名學者胡適辭去該刊發行人職務,該刊實際負責人雷震也險些提早了九年遭整肅入獄。
 這一期的『自由中國』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出刊,發行到市面上才三天,也就是一九五一年的今天(六月四日)一大早,國民黨政權的特務就闖進該刊辦公室,逮捕了一位編輯,並且留下三個特務嚴密監視該刊。
 惹禍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是針對當年特務機關派人裝成放高利貸者或倒賣外匯者,引人上鉤,再以『擾亂金融罪』逮捕,展開雷厲風行的取締地下錢莊任務,提出批評,譴責國民黨政權無異於是在「誘民入罪」。
 社論中舉出一件有計劃而大規模的誘人入罪的金融案。在那一年的三月間,有人在土地銀行開了一個戶頭,申請開立本票,然後利用這種本票作抵押,到處以高利率向人借款,等到借貸成交之際,保安司令部特務就會出現當場逮捕;案件共有五件,逮捕了二十多人。
 其中的破綻,是開立本票的金額高達當年新台幣一百七十萬元,什麼人會把這麼大筆錢存進銀行,向銀行取得本票後,再倒貼高於銀行利息數倍的高利率向人貼現?後來經過證實,這些案子都是保安司令部特務製造的。
 原來,國民黨政權訂定破獲金融案件提付獎金辦法規定,告密人可以得到全部案款百分之三十的獎金,承辦單位則可得百分之三十五,也就是說,兩項獎金如由一個機關得到,按規定可以截留的『贓款』即高達百分之六十五。
 社論發表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替蔣經國掌管特務系統的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上奏」蔣介石和陳誠,說『自由中國』這篇文章破壞台灣的金融管制。接著,就在六月四日這一天派大批特務衝進『自由中國』辦公室抓人。
 時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吳國楨,當天上午曾下令彭孟緝放人及撤銷監視行動。但是,彭孟緝卻拖延不執行,一直到下午才不甘願地放人,撤銷室內的監視,仍保留室外的監視。
 彭孟緝從此與雷震結上了樑子,不但親自打電話給雷震,聲稱要和雷震「算帳」、「決不放鬆」,更在國民黨高層官員的圈子裡,四處揚言,說雷震侮辱了保安司令部,絕不與他善罷干休。蓄意要將事件擴大。
 雷震當時具有萬年國民大會代表及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身分,彭孟緝仗恃被蔣家父子的虎威,絲毫不留情地跟他幹上了。雷震找了好幾位黨政要人商量,多數人都認為社論所說雖是事實,但犯不著和彭孟緝這類人正面衝突。其中,王世杰建議他再發一篇文章,從正面加以平衡一下。國民黨主管宣傳的陶希聖也贊同王世杰的看法。
 雷震只好遵照他們的意思寫了一篇《再論經濟管制》的社論,交給陶希聖事先審閱,沒想到陶把原文不卑不亢的基調改為賠禮道歉式的語氣,並添加了很多無聊詞語。修改過的社論在隔期的『自由中國』刊出,算是向保安司令部「賠禮道歉」。
 但是,風波並未就此結束。『自由中國』的發行人胡適在美國看了前後兩期的『自由中國』之後,寫了一封信給雷震,對於『自由中國』受了外利壓迫被逼刊出賠禮道歉的文章,非常生氣,宣布辭去『發行人』的銜名,表示他「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雷震把胡適這封信原文刊在『自由中國』,結果,再度惹起彭孟緝的怒火,以彭孟緝、陶希聖兩人為首竟然召集黨、軍、特要員共九人,對雷震進行了一次嚴厲的『公審大會』。彭孟緝誣指雷震有套匯嫌疑,同一天下午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發出傳票傳訊他,但他拒絕出庭。
 這次事件,最後是由陳誠設法勸說彭孟緝適可而止,同時親自寫了一封信給胡適,刊登在『自由中國』上,藉以平衡了胡適的說法,才使整整鬧了三個月的風波告一段落。不過,特務從此即對『自由中國』進行長期監視,九年之後,雷震仍然遭到蔣介石的整肅。

廖史豪從事台獨運動終不悔
 濁水溪畔的西螺有一個廖姓望族,不但產業多,家族成員也都擁有高學歷,更特殊的,這個家族是最早的長老教徒,家族中出了好幾位著名的台灣獨立運動先鋒。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廖文毅,他們兄弟都深具台灣本土意識,廖文毅的二哥廖文奎是他們兄弟中最具台灣獨立理論素養的,廖文毅後來在海外所從事的台灣獨立運動,可以說是完全受廖文奎所影響。
 在島內配合推動的,則以廖文毅的大嫂廖蔡秀鸞和姪子廖史豪較出名,其中,廖史豪一生都追隨廖文毅從事台獨運動,不但兩度遭逮捕下獄,第一次坐牢期間更被國民黨特務亂整,在一九六四年的六月六日罪上加罪,由原來的七年有期徒刑改判為無期徒刑。
 廖史豪的父親廖溫仁是廖文毅的大哥,母親廖蔡秀鸞出身台中清水望族,十八歲與就讀日本東北帝大醫學院的廖溫仁結婚,第二年在日本生下廖史豪。
 二二八事變前,廖文毅、廖文奎兩兄弟在台灣各地演講,宣揚『聯省自治論』『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時,青年廖史豪就曾把他們的演講內容翻譯成英文,以《在台灣的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鬥爭》為題,發表於中國上海的英文週刊。
 一九四七年二月,廖文毅兄弟前往上海接洽發行台獨雜誌的事宜,廖史豪曾經隨行。他們到達上海的第二天,才從上海『大公報』上得知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變。
 廖文毅兄弟隨即分別成立台灣同鄉組織,與上海的其他台灣同鄉組織共同從事阻止國民黨屠殺台灣人民的運動,廖史豪也有積極的參與。
 但是,同年六月,國民黨的台灣、上海兩個警備部卻同時通緝廖氏兄弟,廖文奎後來被抓,廖文毅則逃到香港,廖史豪在此之前即返回台灣。
 一九四七年夏,廖文毅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指派廖史豪為『台灣聯絡人』,和黃紀男共同推動游說工作,且向聯合國提出過幾次的請願書,使國民黨政權非常頭疼,由當時的特務頭子蔣經國親自下令精選特務進行偵辦。
 一九四九年,他們正式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支部』,廖史豪推由黃紀男擔任支部長,自己屈居為副,並隨即積極吸收成員,先後計有鍾謙順、溫炎煜、許劍雄、許朝卿、偕約瑟等人加入。
 一九五○年,他們的組織被國民黨特務偵破,成員全部被捕,這是台灣島內第一件『台獨叛亂案』,廖史豪判刑七年,但是,國民黨政權認為判刑太輕,於是由保安司令部假借有人檢舉,指控他曾領導另外一個組織,而重新起訴改判無期徒刑。
 後來因為廖文毅前往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國民黨政權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突然莫名其妙地釋放廖史豪和黃紀男。
 他們出獄不久,又跟廖文毅取得聯絡,在一九五九年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參加的人包括:廖文毅的弟弟廖溫進、表弟林奉恩,以及鍾謙順、陳火桐等人。
 一年後,他們再度被捕,廖史豪這次被判處死刑,廖溫進判十四年,林奉恩判十二年。連廖蔡秀鸞也被捕,她並未參加組織,不過,幕後支持非常積極,不但在金錢上大力支援,而且為廖文毅建立與島內聯繫的管道,她被另案以叛亂罪判處十五年。
 國民黨政權對廖文毅陣營已經策反多年,卻成效有限,因此,企圖以這個案子脅迫廖文毅投降。國民黨原本對於台獨案件是絕不公佈案情的,可是,一九六四年一反常態的公佈該案案情,並逼廖史豪和廖蔡秀鸞寫信給廖文毅。
 廖文毅略微軟化後,特務再逼廖史豪和廖蔡秀鸞各自錄了一捲錄音帶,由調查局的談判人員帶著錄音帶和蔣經國開出來的條件,前往日本與廖文毅進行最後一次也是決定性的談判。
 廖文毅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飛抵台北,兩個星期後,廖史豪和黃紀男的腳鐐被取掉,端午節時,廖史豪和他母親、廖溫進獲得與廖文毅見面的機會,但是,他們被釋放則是半年後的事了。

《人民導報》筆禍事件的真相
 終戰到二二八事變的一年半期間,台灣報業曾經有過一段百花爭鳴的短暫光景,國民黨政權雖然還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它已經開始使用特務和司法的手段干預新聞言論自由。
 由王添燈(時任台灣省參議員)擔任社長的《人民導報》,就曾因一九四六年今天(六月八日)所發的一則新聞,遭到特務和司法有計劃的反撲,假『誹謗妨害名譽』的罪名行干預新聞自由之實,掀起當年非常轟動的控告風波。
 《人民導報》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創刊,當時與林茂生博士創辦的《民報》齊名,都是以揭發國民黨政權貪污舞弊的新聞而受到廣大讀者肯定,卻也是國民黨政權派在台灣的統治集團亟思剷除的對象。
 該報原來的社長是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擔任,後因該報尖銳反政府的立場而被迫改組,才改由王添燈接任社長。時隔不到一個月,即發生這件控告風波。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這一天,該報總編輯蘇新綜合農民運動領袖簡吉(老台共幹部)提供的資料、高雄特派員周青的實地採訪及日治時代著名作家呂赫若的查證,親自撰發了高雄警察結合地主欺壓佃農的新聞。
 這則新聞的內容大意是這樣的:
 「高雄市大港村農民莊垂火被地主蔡湖搾取過量穀物,引發糾紛,地主發動流氓強行索租,莊垂火無法如他們所願,遭流氓毆打,連出面調解的農民張保在也被砍傷,並強行搶割,於是,激起村民義憤抵抗。」
 「蔡湖心有不甘,就請他的親戚林迦區長與警察局林姓祕書商量,在六月六日率領武裝員警二十多人,到莊垂火家開槍示威,並逮捕農民二十餘人。」
 蘇新還親自為這則新聞下了標題。主標題是:『日人統治時代之暗影,又重演於今日之高雄』。副標題是:『警察壓迫農民』『警察為地主走狗與日人統治時代無異』。
 新聞在隔天見報後,讀者的迴響非常熱烈,不過,國民黨統治集團卻極為懊惱,特務系統及黨務系統都強烈主張不能再繼續縱容《人民導報》,經過兩天的研究,決定由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昭出面澄清,並提出控告。
 童葆昭在十一日寫妥聲明啟事,經過層層審核,據說曾達到當時的台灣最高當局,大家都認為沒問題後,才從十五日由官方的《台灣新生報》連續刊出三天,同時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告訴。
 童葆昭說明的情節與該報的報導完全相反,說成是莊垂火糾眾將蔡湖父子打傷,警方獲報才前往逮捕施暴的農民。他控告王添燈和蘇新『誹謗妨害名譽』;另外,高雄警察局也恐嚇周青說要抓他,周青被迫辭職離開高雄。
 台北地方法院起初依照慣例力勸雙方和解,但政治黑手在此時介入司法,正好雙方都堅持不願和解,於是,在四個月後判處王添燈一年有期徒刑,罰款一千元,褫奪公權一年。
 王添燈不服向台北高等法院上訴,併發函給台灣省記者公會,說明整個事情的經過,強調該新聞完全根據事實報導,「童局長之提訴,不外為保持官威,以意氣用事,巧弄國法」,公會曾派代表向高等法院表示關切。
 台北高等法院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庭時,因旁聽民眾太多,出現罕見的爆滿場面。該報這次準備了更多證據呈庭,包括現場照片、農民驗傷證明等,莊垂火等多位農民也出庭作證。
 王添燈在陳述時指出:「地主和農民衝突,警察局只能進行調解,不應該偏袒地主,迫害農民,甚至打傷農民。」
 隔天,所有非親國民黨的報紙都大篇幅報導審訊情形,《民報》甚至更以全版刊出審訊問答內容,讓社會大眾充分瞭解整個事件的真相。國民黨的台灣統治集團評估社會反應後,改變原來企圖打擊王添燈的策略,由童葆昭以撤銷告訴收場。
 由於國民黨政權確實腐敗、倒行逆施到了極點,累積的民怨終於在翌年的二二八中引爆,然而,事變爆發不久,王添燈即遭到逮捕殺害,《人民導報》也被封閉。
 在這件官司風波中,擔任《人民導報》辯護律師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畢業的林桂瑞,他也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遭武裝憲兵逮捕,從此下落不明。

吳石中將間諜案處決四人
 一九五○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為了樹立檢肅匪諜的威信,曾經殺雞儆猴地公佈了幾件樣板大案,其中,以在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任內遭檢肅的吳石案最為著名,不但是當時正式公開的匪案中軍階最高的,也是首度由上將組織高等軍法會審的案例。
 這個高等軍法會審的合議庭,是由蔣鼎文上將擔任審判長,令由二名中將韓德勤、劉詠堯,一名少將曹秉麻、一名上校宋膺三等人組成合議庭。一九五○年的五月十日,蔣鼎文主持吳石案的宣判,並即下令將吳石案的四名共同主犯押往刑場槍決。
 根據公開的資料,吳石是因涉嫌接受中共潛伏台灣的間諜交付搜集情報任務,而遭祕密拘禁,案情是直到最後階段才被公開。同案還涉及吳石的妻子、王壁奎、陸軍上校聶曦、中共敵工部女匪幹朱諶之、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等多人。
 國防部發佈的新聞指出,吳石(福州人,五十四歲,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一九四九年春天,由國防部史政局長調升福州綏署主任,赴任前,在上海與立委何遂(當時已投向中共)相遇,何遂介紹他認識中共華東局敵工部駐港負責人劉棟平。
 同年秋天,廣州淪陷,吳石輾轉由香港準備來台灣,逗留香港期間又與劉棟平見面,劉慫恿他到了台灣後代理搜集情報,吳石曾予答應有機會的話願意協助。
 另外,吳石在香港還曾與當時已為中共工作的吳仲禧聯絡,吳仲禧告訴他,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也是他們的潛伏人員,要他到台灣後可與陳聯絡。
 吳石於十月抵達台灣,與陳寶倉取得聯繫,陳即將台灣防守部隊番號等情報交給他,他派聶曦把一部份情報帶往香港,交給劉棟平、吳仲禧。十一月底,劉棟平改派中共敵工部匪幹朱諶之(又名陳太太,與陳寶倉無關)來台灣,負責專門與吳石聯絡、傳遞情報。
 軍方特務在聶曦返回台灣時,將他逮捕偵訊,經過嚴刑逼供之後,咬出吳石。特務掌握了聶曦的自白書,由軍方報給國民黨高層批准,即下手逮捕吳石。吳石在獄中的待遇也很淒慘,特務接著逮捕陳寶倉,最後才逮捕朱諶之。
 朱諶之(三十六歲,師範畢業)早年曾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中共佔領區的聯豐公司副總經理,她在軍法庭上曾堅決否認來台為中共工作,因為曾在中共佔領區服務,對中共的作為深感失望,才離開佔領區輾轉來台灣。
 軍法庭沒有採信她的供詞;對於吳石既然向陳寶倉取得了情報,為什麼只以一部份情報交由聶曦帶往香港,以及吳石軍階高於陳寶倉,為什麼要聽命於陳,軍法庭都沒有做清楚的交代。
 當年政治氣氛森嚴,吳石被逮捕後,人人避之惟恐不及,也就更沒有人會去了解真相,況且吳石案公佈後,中共方面似乎也默認了公開的案情,而該案所牽涉的香港人員事實也與中共有不可公開的關係,因此,軍方公佈的案情就成為唯一的事實。
 根據親中共的撰稿者所出版的一些書籍中,在敘述到國民黨政權檢肅匪諜的過程時,也都將吳石案列為當時甚具代表性的大案,他們對於該案並未提出任何質疑,益發提高了吳石案的真確性。
 軍法會審庭於一九五○年六月十日下午四時升庭,憲兵南區分隊將吳石等人押赴法庭,審判長驗明正身後,蔣鼎文上將宣示死刑判決,並稱死刑已經最高當局核准,立即執行。
 吳石等四人聽畢,立即變色;朱諶之險些當場暈厥,手扶被告席椅背才沒有倒下;聶曦聆判後即失去神志,無法寫遺書,記者為他攝影時,一直面露傻笑。
 吳石是四人中最冷靜的,當庭曾吟誦了他在獄中所作的一首詩:「天意茫茫不可窺,猶有世事更難知;平生殫智為忠善,如此下場亦可悲。」